对黄采薇以及祝翻的弹劾无果并没有令礼法派们放弃进一步的动作，他们又终于在早朝上参劾了这次事件的中心人物——上官敏训。
礼法派希望能够通过舆论击碎上官敏训这辈子再为相的可能，只要这次彻底彻底把上官敏训拉下来，以后上官敏训这个人就能成为后面舆论战的命题打击所谓的“朋羽”。
然而天底下的舆论早不再被这些士大夫独独把控了，随着印刷与雕印业的发达，报纸这种新的更便捷的发声媒介早就占领了一些舆论渠道，而全国八成以上的报纸背后的发行方都是太女这一派的革新人物所把握
的。
士大夫在文坛里所发行的那些诗文对于平民百姓而言太过曲高和寡。
报纸为了销量为了向老百姓下沉市场，除了一些专业性质的版面，大部分都采用了市井白话的形式去展露信息。
这种白话文章大多是传统士大夫不屑于撰写的，所以他们错失了这个发声渠道，也错失了面向平民的最主要的舆论阵营。
他们只剩下了抱团向上的舆论阵营，然而向上的舆论阵营也不是礼法派所能主导的，礼法派还是忘记了他们在过去的岁月能够掌握向上的舆论，是因为他们在过去看似可以代表所谓的“天下人”的立场去发声，
然而现在新舆论渠道的攻占，礼法派这种代表“天下人”发声的立场就有些站不住脚了。
他们在朝堂上搅乱舆论，拨动风云，那么就有人在外面的报纸上用报纸的方式引领舆论。
祝翱在某篇报纸上第一次匿名发表了一篇白话文章作为反击，文章的标题就是《论孝与礼》。
祝翱在自己的文章里提倡现在一些人对哀孝的追崇已经超过了对生孝的标准，所以诞生了一些畸形的孝子，比如一些孝子在世之时甚少侍奉双亲，双亲一去反而能够对着死人表现极大的悲痛和孝道，这种献给魂
灵的哀孝很容易变成一种作秀演出。
说着祝翻根据自己的见识举出了几个自己在某些县志里看到过的“哀孝”的孝子笑话，某些地方的一些孝子为了得到孝名，并不在父母在世时展现孝顺与体贴，父母死后他们又受不住严格的守丧流程。
所以为了表现的自己孝名，哭丧可以雇人来哭，守丧可以雇替身代替自己，自己只需要打点好地方官员与族老，在丧期内哪怕百无禁忌也得到了所谓的孝名。
然后祝翻又说出了自己的观点，说祖父母丧期一年，父母丧期三年，人生百十年，按照最严格的礼法规矩，倘若长辈俱全莫不是近十年的空档都在表现自己的哀毁伤心与孝道?
做官的如此朝廷就没人做事，经商的如此荒废的是自己的生计，种田的如此荒废的是土地，人人不生产不做事只服从这表面上的礼，这个天下如何安居乐业呢?
天下是活人的天下，能够评判子女孝道的唯一标准也不在这些被定义的礼法里，而在父母的心里。
祝翻洋洋洒洒写了一整篇通俗易懂的白话议论文发表在了报纸上，给自己起的笔名乃是“胡说有道”。
她白话文章的风格与传统文章的风格差别比较大，所以也没有人能猜到这文章背后的主人是谁，世人有人觉得此篇文章无礼狂悖的，也有觉得确实有这么几分道理的。
像祝翻这种文章民间一些文士或者新派学生也发了不少，虽然没激起多大的水花，但是也算打破了一些舆论上的桎梏。
对于上官敏训的弹劾参奏可比针对黄采薇与祝翻的猛烈太多了，这一次他们将事情的意义上升到了国家的存亡之上了。
这是一次集体的上书弹劾，礼法派们表示倘若元新帝不听从谏言，通过上官敏训的事例去摧毁礼治的根基，导致上行下效，人们连表面的礼与伦常都丧失了，又如何去遭循内心的礼与法呢?
人不尊长，卑不从尊，长此以往，挖掉的就是朝廷统治的根基，本朝的安危都将溃于此次蚁穴之上了。
一封又一封言辞越来越激烈的奏章到了元新帝的案前，祝翻在御前将这些折子读给元新帝听，一边读一边觉得这些人很擅长运用逻辑滑坡的思路去绑架君王站到自己的阵营里去。
元新帝听了十几封来自文官的“亡国恐吓论”,忍不住感慨道： “我大越在这群人嘴里当真脆弱若斯，今日一人夺情，明日亡国了，等到将来朕多吃一口饭多喝一口水，只怕都能将天下饿死渴死了。这个天下
难道是纸糊的吗?”
说到这里，元新帝心里泛起了一丝恼怒，他忍不住朝祝翻说道： “你说说他们到底想要做什么?”
这几乎是一道送命题，祝翻却不慌不忙地说： “人之所为，不外乎名与利二事。此事既可立名又可夺利，名可仿古之谏臣千古，利可指相位排布。”
祝翻说得太大胆直白，她话音刚落，御前其他侍奉的臣子都安静了，整个殿内静得祝翻能听到自己的呼吸声，祝翻手掌有些发麻，她说这话既不中立也显得有些挑拨离间。
但是她早在元新帝那里有了立场，她的立场不是中立，所以她不能说中立的话，元新帝的视线垂在了祝翻的身上，没人能察觉他在想什么。
“仿谏臣千古?他们是千古谏臣!那朕就是皆君暴君了?”元新帝语气平淡道，然后将案上弹劾上官敏训的折子轻轻一推，祝翻听到了奏折落地的响声，满室宫人与臣子都屏住呼吸跪下了。
元新帝面无表情地站起了身，说： “朕听闻他们在上官家曾言‘君命有失’四个字，魏千年，可有这件事?”
跪在地上的大铛支支吾吾，说： “臣不在场，听说过，但未可知…